篆刻艺术(六):近代石刻话沧桑

清朝建都北京以后，西方罗马天主教会沿袭明朝旧例，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这些传教士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上书凡帝冈教皇，要求采取灵活的传教方式，尊重中国的传统，尊重中国的文化。那知罗马皇教皇态度生硬，禁止中国教徒崇敬孔子，祭祀祖先。更有甚者，罗马教皇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晓谕”清朝的康熙皇帝，对中国教徒必须遵守教皇的规定。思想比较开朗的康熙也致信教皇要求对中国教徒采取灵活政策，可是教皇仍坚持强硬的不合作态度，引起康熙的不满，公开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这就是中国宗教史上的“礼仪之争”。从此以后，天主教在中国消声匿迹了。原先在各地建立的天主教也都被关闭，移作它用了。

南京石鼓路天主教堂本是明朝时候修建的，清代“礼仪之争”后，传教士都回国了，一直闲置。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的“炮舰”打破了天朝大国的美梦，西方的传教士也像鸦片一样涌入中国。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这才打破了近两百年的“教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南京被辟为通商口岸，石鼓路天主教堂进住意大利传教士，他们为了“晓谕”中国老百姓，借不平等条约打击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情绪，特在教堂内刻碑一块，名为《条约碑》。碑形特别，呈十字形。高1。85米，中段宽0。9米。其内容是有选择地将《中法天津条约》中的第八款、第十三款和《中法北京条约》中的第六款刻石立碑。第八款规定中国人民、中国官府必须承认“传教”的合法性，“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指参加天主教的中国人）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员丝毫不得刻待禁阻。”第十三款也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第六款的规定更加茺唐，完全是“指示”清朝衙门“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完全无视清政府的存在，擅自加上条约中没有的内容：“法国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土地，自由建造教堂”的条文。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所谓“教民事件”不断发生。那些披着“上帝圣衣”的传教士在中国胡作非为。为了保障“侵略权宜”，要挟腐败的清政府维护他们所谓的“自由传教”，在同治年间，清朝内阁被迫向全国发了一个上谕，命令全国各地方官府对待传教士和当地老百姓之间的纠纷，要“持平”办理。石鼓路天主教堂又在这一上谕上大作文章，竟刻了与《条约碑》大小相同，形制完全一样石刻——《内阁奉上谕碑》将“奏请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办理”一文全部勘刻。运用官府的腐败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由沿海深入到内地。传教士自然成为急先锋。他们霸占田产，建立教堂，包揽词讼，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鱼肉乡里，引起全国性的“反洋教运动”。天主教堂和当地老百姓之间的纠纷不断。腐败的清政府不顾事实，一味站在洋人一边，严惩中国人。石鼓路天主教会第三块石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刻的。它是两江总督和安徽巡抚发布的布告，“剀切晓谕事照得法国条约第十三款内藏”。要求各地方官切实贯彻《中法黄埔条约》第十三款，允许传教士建教堂、传教，而且“务必厚待保护”。那也就是说，传教士提出一切无理要求，侵害中国人民利益，胡作非为的事件，清政府都得“保护”，而且还得重重处置受侵害的中国人。第四块碑同第三块碑的内容不同，虽然也属于布告的性质，但其内容是天主教会内部的负责人之间，为争夺管理教会事务权利的斗争。胜利者将江宁府的布告公之于众，“为出示晓谕事准管理江安等处天主教堂事务司世袭公爵雷文开。”表示正式接管教堂了。

石鼓路天主教堂的四块清代石碑，记录了中国近代晚上，中国人民经历的屈辱，也揭露了清王朝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我们今天重读这四块碑文，体验到国家落后而遭西方欺侮的惨状，激反现代人奋发图强，不失为一极好的教材。

也正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现在还保存两方侵略者的石碑。

解放前立于上海市八仙桥法国公墓旧址的《攻打上海县城阵亡法国官兵墓碑》和立于上海处白渡桥南堍的《华尔既“常胜军”外籍官兵阵亡名单碑》。解放后，它们都移到上海市博物馆保留。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了封闭的封建中国的大门，也震动了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全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揭开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光荣的一页，1853年初月~9月，小刀会发动武装起义，攻占上海等六座县城，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指出海运受阻“所关甚大”。由于上海地区关系英、美、法等列强的在华利益，他们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背后却支持清王朝，以勒索更大权益。上海小刀会刚发动起义，英、美、法侵略者乘机劫夺中国关税权，同时提出“修约”以扩大在中国的特权。当清政府对“修约”没有表态时，列强侵略军威胁上海城外清军，迫使清朝地方政府早日屈服。

因而发生“泥城之战”。1854年4月4日，英、美、法侵略军向泥城浜清军营示威，清军统帅许乃钏立即撤退，派员求和。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亲自出来陪罪，作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从此中外反革命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6月侵略军修筑界墙，断绝起义军的接济，加强对起义军粮食、军火的封锁。1854年12月14日法军正式向起义军宣战。1855年1月，法军在上海城内的租界里，向起义军进攻，并打开城门放进清军，法军同情清军相互配合，遭到起义军的猛烈还击，迫使清军后撒。退到城外的法军看见清军逃走，企图用武力阻止，但清军为了逃命，首先向法军开火，法军也跟着逃跑。这次期斗，起义军获得极大胜利，当场击毙四名法军，清军死亡更加惨重。卑劣的法国领事无耻称他们的侵略行为是“为着正义的、神圣的使命。”1855年2月，小刀会起义军在上海突围，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清军和侵略军进入上海城以后，大半个上海城被他们纵火烧成灰烬。他们还在城内进行大肆抢动和屠杀。同时，帝国主义分子就在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而英勇牺牲的地方，为法国侵略军中被起义军打死的“阵亡将士”树碑，这就是《攻打上海县城阵亡法国官兵墓碑》，其碑文中写到“纪念因激于公义与人道而攻打侵犯上海城之盗匪，于一八五五年一月六日为国争荣而阵亡诸法人。同国骈肩作战诸友，谨立此碑。”被封建统治者和西方列强剥削得一无所有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为争取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存权而进行斗争，却被诬蔑为“侵犯”上海城之“盗匪”。相反那些荷枪实弹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分子，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屠杀那些为了生存而斗争的农民，抢劫“每一件留剩下来的物品”。攫取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特权，却被歌颂为“激于公义与人道”的高尚行为。我们真不理解西方的人道主义的内含到底是什么？《阵亡法国官兵碑》计阵亡者13人，下级军官3人，都是法舰《贞德号》和《高尔拜号》上的官兵。碑阴用法文镌刻与正文相同的内容。卑劣的侵略者希望这些真正的强盗永垂青史，但他们没想到这些记录中国屈辱的石碑在解放以后，送到博物馆去作反面教材了。

《华尔阵亡碑》中华尔，更是一个流氓加骗子。他在道光27年（公元1847年）首次来华，是个专门走私鸦片勾当的烟贩子。咸丰10年（公元1860年）华尔第二次来华，在上海受雇于清军“孔夫子”号炮舰任大副。这个地道的流与清朝官员一拍即合，由清政府出资，雇用华尔组织“洋枪队”，并出任统领用洋枪洋炮武装在上海召募的外国冒险家和亡命之徒，准备与太平军开战。洋枪队与太平军几经战斗，被打得大败。咸丰10年（公元1860年）青浦之战，李秀成率太平军大破洋枪队，击毙其三分之一，华尔身中五枪，侥幸捡得一条性命。1861年8月，“洋枪队”改称“常胜军”，由华尔任管带，正当他们沾沾自喜的时候，1862年四月的太仓之战，太平洋杀伤“常胜军”数百人，并夺回嘉定。5月太平军进攻青浦，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下久以后，在浙江慈溪之战中，太平军击毙“常胜军”管带华尔，这个美国流氓得到应有的惩罚。1863年3月，由英国人戈登继任“常胜军”管带，在常州保卫战中，玉平军击毙外国军官20多人。我们从《华尔阵亡碑》上，记录战死的将军1人，他就是鸦片贩子华尔，校官7人，尉官40人。这么多的外藉军官死于太平军之手，所谓的“常胜”也是自欺欺人。后来，戈登在非洲也被当地人民打死，终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上述两碑记载了西方列强武装屠杀无数中国人民，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痛苦和灾难的野蛮罪行，极大地损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为此我建议，将以上《条约碑》、《阵亡法国官兵碑》和《华尔阵亡碑》从博物馆中取出，集中树立在上海市内，并增加“解说碑”以揭露西方的公理、人道、人权的极端虚伪性。这对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激发他们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极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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