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五):丰韵典雅明清石

庐山，北临长江，拔地而起，峰峦连绵，奇险万状，飞瀑临空，雾锁千嶂。苏轼《题西林寺壁》诗中，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叹。古往今来，庐山始终披上神秘的面纱。

就在这神秘的庐山，有一神话般的《周颠仙人传》碑，碑文为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记载着当年南昌有一疯疯颠颠的周姓和尚，以“疯”语告太平歌预言朱元璋将来扫平群雄定都南京一统寰宇，天下太平。并几次帮助朱元璋渡过难关，疯和尚能呼风唤雨，把被陈友谅的军队围困在彭泽前小孤山的明军过渡长江，转败为胜。朱元璋有病，他派人送药，朱元璋打仗，请他占卜。

朱元璋曾经将周颠丢进长江中，水溺他不死；朱元璋有意不许他进食，一连几十天，他饿不死；朱元璋派人将他放在火上烤，他烧不死。他每出一语虽然是“疯”话，却都是“天”的意志。

每办一件事，也都好像是“天”的指示。朱元璋坐稳江山以后几次派人察访周颠的下落，都无所获，为了“纪之以示后人”他亲自撰文，命大臣占希原书丹，工匠镌刻而成。在仙人洞西南锦绣峰顶，传说周颠由此乘坐白鹿升天的地方，树立《周颠仙人传碑》，并筑石亭保护。名曰“御碑亭”。碑高3米6，宽1米3，厚27厘米。碑额篆书“御制”。洪武26年（1393年）立碑到今天已有六百多年。过去碑亭无关栏，参观者手摸的缘故，正南中间部分碑文几乎抚平了，有的地方字迹已模糊不清，只有上下两端的字较清楚。

朱元璋为什么要写他与周颠交往的故事？从历史学的角度，碑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朱元璋自编自导自演的荒诞连续剧，为了证明周颠是仙人，与凡人不同，编造他蒸不死、饿不死、淹不死的神话，为了说明他能代表“天”，朱元璋决定西征陈友谅时，同周颠有一段“泄露天机”的谈话，‘彼（指陈友谅）已称帝，今与彼战，岂不难乎？’颠者故作颠态，……曰：“上面无他的。”意思是上天并没有安排陈友谅的皇帝位置。这个位置是你朱元璋的。也就是说朱元璋借周颠的荒唐故事说明他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其实朱元璋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隐情。元朝末年，元政不纲，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一三五二年郭子兴在安徽濠州，响应刘福通的红巾军起义时，同年朱元璋也参加了这支队伍。一三五五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刘福通能迎韩林儿为帝，建立了大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一三六三年，刘福通被杀，韩林儿被朱元璋控制于滁州，一三六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在瓜州淹死韩林儿，一三六七年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朱元璋的心病是忌讳别人说“贼”和“秃”，因为他当过和尚，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凡是臣子上奏，与贼、秃同音的字都不敢写，不敢说，不然头颅不保。朱元璋以贫寒之身杀韩林儿入帝位，当然自认不合正统，于是他编造荒诞故事欺骗百姓，安慰自己，让“朱姓天下”带有合法性，弘扬他开国定天下的“神”迹，借以巩固明朝统治。

走遍庐山的山山水水，哪一个地方没有几个神秘的故事！撩开迷雾的面纱，人们不难发现那些尊敬的文人、清官、艺术家保留真实的石刻作品，但附会许多美丽的传说；寺庙的和尚为了表现佛法无边，也附会许多美妙的神话，像朱元璋那样亲自粉墨登场制造“天意”并运用石刻的形式“立字为据，以示后人。”的皇帝，实在可笑了，如我们剥开这些神秘面纱，可识“庐山真面目”。它给我们的启迪是从石刻中的故事，不管是谁编造的，编造的是什么东西。都反映了作者的著文的目的。《周颠仙人传碑》由从事朗中书舍人占希原书丹。为正楷约二千言。

明初的书法没有重大发展，大都是横平竖直的馆阁体，《御碑》更不可能例外。明代的碑碣艺术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晚明四大家”之首的董其昌了。杭州西湖明媚秀丽，里湖和外湖之间的孤山，一到春寒料峭的时候，满山遍野盛开着鲜红的梅花，因此孤山也叫梅屿。北宋年间的著名诗人林逋就居住此地20年，他一生爱梅、咏梅，不仅种植千万棵梅树，也留下咏梅的绝唱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还爱养鹤，孤山脚下几只丹顶鹤穿梭于梅林之中，也令人心旷神怡。因此当地人认为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斗转星移，二百多年过去了，为了纪念诗人林逋，元代人修其墓、种梅万株建“梅亭”作游人休息之所。又两百年过去了，白鹤却不见踪影。明朝嘉庆年间，钱塘县县令王钱修建“放鹤亭”到了清代，人们又在放鹤亭壁上嵌上南朝宋时诗人鲍照的文章、董其昌书写、康熙皇帝临摹的“舞鹤赋”石刻。大概想林逋的“鹤子”再出现于西子湖畔吧！鲍照，字明运，出身微寒偏生活在重门第重出身的门阀特权盛行的时代。他曾经做过临川王刘子顼的前军参军等几任小官。一生受尽了歧视和打击。《舞鹤赋》是一篇抒情短赋，他运用优美的文辞，描绘白鹤的舞姿，“始连轩以凤跄，终宛转而龙跃。踯躅徘徊，振 腾摧。”借形容白鹤前后转动时，舞动双翅的形象以自喻清高。《舞鹤赋》充满了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懑不平的感情。抒发了他对世态炎凉的感慨，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深深叩动了读者的心弦。同时打动了董其昌，书写这篇赋。在晚明的书法家中，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为“晚明四家”之首。学者在论及明代书法时，都认为明初书法笼罩在元初赵孟的阴影之下。直到明朝中期的祝允明，文征明，远追晋唐，倡导复古才破门而出，逐渐摆脱赵孟的影响，直到晚明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四家，书风为之变化。其中当推董其昌的书法最为著名。他的楷书、行、草都能独步当时自创风格，影响清朝三百年。康熙皇帝就特别喜爱董其昌的书法。练习书法就是临写董字入学。《舞鹤赋》碑为楷书，极有颜真卿的率真意味，端正雄伟虽不及唐楷，丰韵典雅又自成一格。董其昌不仅书名极高，画名也甚高，善画山水。他以画家的审美眼光看待书法，其书法作品确有一种绘画美，《舞鹤赋碑》的楷书就蕴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的画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风景区，康熙皇帝的碑刻较多，仔细欣赏，他的书法同董其昌的楷书相近，多为纵势为主，笔划圆劲典雅。正如书法家评论的那样“圣祖之书韵，宽和而舒畅。”《舞鹤赋碑》刻工精良，虽没有其他御碑装饰华丽，却不失书法家韵味。《舞鹤赋碑》不能像朱元璋的《周颠仙人传碑》那样，通过他可以窥探一位政治家的内心世界，却让人看到康乾盛世的痕迹。

碑碣艺术中，完全作历史资料的石刻并不多。成都市以北的广汉县，有一座石碑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那就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立的《圣谕碑》。石碑很有皇家气派，碑高二米多，宽一米多，厚20厘米，碑周刻饰龙纹图案，碑额书“圣谕”二字，“谕”则“告晓”，圣则皇帝张献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皇帝张献忠的指示”。从碑文的内容看，不是通知，也不是法令，更不是措施，它只是张献忠说的一句带有哲理，劝人积德行善的“指示”而已。碑文楷书20字“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落款的年代是“大顺二年（公元1645年）二月十三日。”张献忠是1644年十一月在成都即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设六部，置五军都督府，建立各级行政，军事机构。石碑立于1645年2月，离张献忠登基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张献忠鉴于明政府的腐败，发出了上述指示，要求各级官吏不要贪污腐化以“鬼神明明”的威摄力量，要求官员们和作奸犯科者好好想一想。《圣谕碑》从一个侧面仅映了农民起义军的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帧清朝年间拓印的孤本《大西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直行碑文，其内容分两部分，一是立碑的目的，二是法令条文。其目的是：口口悉，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缺）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禁约共六款；“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役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 不许守文武官员娶本土妇女为妻妾。”惩罚措施也是极严的，违令者，情节严重的斩首，轻则捆打。立碑时间也是大西政权的大顺二年，只是原碑不知在四川的什么地方，据专家考证，此碑文见于清朝末年，那就说明原碑在清末还存在，从字迹看，除极个别字不清楚外，其内容能表达完整。据以上情况分析，极可能是人为破坏的。以上文告碑再次说明农民起义军重视军队纪律。折穿了那些反动的封建文人，在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将官军所犯下的罪行反扣在农民起义军的头上。以上两则碑文多次为明史专著引用，其史学价值很高。

晚清的碑碣中，有许多是以官方告示的形式树立的，撰文的大都是衙门刀笔吏，内容是有关官府的规定、措施。具有法律权威。像这样的石碑，其史料价值是非常高的。现存放在嘉定孔庙廊中的石碑中，有一方是《上海县为箩夫扛夫议定脚价定界址告示碑》，时间是嘉庆八年十二月（公元1803年）。箩夫指用箩匡挑抬货物的脚夫，扛夫是肩扛、挑抬货物的脚夫，由于商家将货物给佣工搬运，也有许多流民也加入到搬运的行列，原定的箩夫和扛夫各自所搬不同货物的规定搞混乱了，因此 上海县衙门作出新的规定。外来流民，不得伙入扛帮；凡有店铺粮食、油、酒及航报船只钱货等项，俱归箩夫；烟、糖、棉花及一切洋货等，悉归扛夫，最后计算脚价各是若干。从上述规定使我们了解十九世纪初上海经济社会所折射出清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这方告示碑告诉我们，码头上有一批专门从事运货物的箩夫、扛夫，他们由商号随使雇佣，脚价由政府规定数目，由商号发给。在货物中，碑文特别指出“洋货”，反映了清朝嘉庆年间，西方货物进于我国的情况，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国内货物在此聚散，城外的洋行，商号集中，所以形成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告示碑》都是由官方出面树立，所以，刻碑的格式，碑文的书丹，碑的大小都有明确规定，一般说，碑文都是正书，由衙门中的书吏提笔，字都写得很好，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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