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影现象的一些另类看法

先讲一个老而又老多个版本但内容差不多的故事（先声明：该故事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一个颇有名气的摄影家（或摄影师）在教训他那贪玩的儿子：你可要好好学习，否则以后没法上大学找工作，看你能干什么？他那调皮的儿子满不在乎地回答：那还不好办，大不了以后跟你搞照相呗。


　　呜呼！哀哉！
　　我这几年来订阅了“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中国摄影”等报刊，读了许多文章，看到了许多现象，也思考了许多，但都没有成文字，今日把一些还想得起的记录在案。

　　一、布列松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是我国搞摄影都熟知的法国著名摄影家，他认为对于某个事件而言，不是任意瞬间而是只有“Decisive Moment”（决定性的瞬间）才能表现出这个事件的本质，这一著名论断影响了中国的许多摄影人。他许多脍炙人口的杰作形成了摄影史上的非常夺目的一笔：1932年那位跳过“积水的路面”的男子和偷看表演的两个男人、1958年“拿酒瓶的小孩”脸上那洋洋自得的表情、1961年老板和女秘书的谐趣的关系等等，奠定了布列松一代宗师的地位。


　　布列松太伟大和高不可攀了，以至于至少给具有非此即彼惯性思维的某些国人造成了两点错觉。


　　一是“纪实摄影”（这个词一直在吵来吵去，至今尚未定论，这里暂用）。布列松曾做过记者，后来作为自由摄影人，他的大多数有名的作品都可以归属于此类。于是在中国，“纪实摄影”的地位是很高的，以至于其他的都是花拳绣腿，旁门左道；中国人给予了“纪实摄影”很重的使命感，以至于其他的摄影门类都要归属于它之下。
　　WPP（World Press Photo）只是一个新闻摄影奖，但在国人的心目中就像是体育运动的奥林匹克或者足球的世界杯锦标赛，年年冲击，年年折戟而返。再仔细看看WPP的获奖作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表现战争、饥饿、灾难、种族冲突等等。我们是要关心国际时事和了解我们周围的生活，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但是，如果天天都是在这种氛围下，人会有种自危的感觉，我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二是器材问题。布列松使用的是135照相机，用得最多的是标头，于是“拍摄是靠头脑而不是靠器材”的论调占了上风。我不知道这个命题是否合适，但至少是有点唯心的。只有基本器材配置后，才能谈得上用头脑，光有头脑没有器材，巧妇不可能弄出无米之炊！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如何出“作品”这个命题是这样的：器材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摄影是一个非常大的门类，（一种）细分有：艺术摄影、肖像摄影、新闻摄影、人体摄影、纪实摄影、科学摄影、风光摄影、时装摄影、广告摄影等等，有些是相互渗透，有些则截然不同。


　　比如，用超长焦距拍摄的月亮，我们会仿佛看到山峦、河流、森林，诗人会思潮澎湃：吴刚现在还在砍桂花树吗？常娥感到寂寞吗？她身边的玉兔今安在？用超大倍率的显微摄影拍摄到蜜蜂的复眼，我们会惊叹大自然造物主如何巧夺天工！利用高速摄影我们能欣赏到一滴牛奶碰落散开优美的形态；等等，有时摄影技术与摄影艺术是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分不出彼此，这一切难到就不能给我们带来愉悦吗？

　　Ansel Adams的黑白风光照片给人以一种质朴无华的感觉；Uwe Ommer的黑人人体照片给阅者带来一种体验，他至少告诉了什么是人体艺术；Art Wolfe、前田真三和Mangelsen向我们展示了多姿绚丽的大自然和妙趣横生的动物世界，等等。这一切是纪实摄影所不能带给我们的！


　　当我读到这样的文章，笔者称自己吃了巨大的苦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拍到某某照片，与其说是献身精神，我更愿意相信这是职业本能所使然。
　　拍自己身边的事、“贴近生活”是一种表现方式，那么出走云游，“远离生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呢？


　　西藏，这块神秘莫测的净土，令多少摄影人魂系梦扰，我觉得，到西藏，不是一种朝拜，更不是猎奇！光凭着它是世界的屋脊离天最近这一点，就能令人神往、令人蜂拥而至；“进藏”，多轻松的一个词，但并不像逛公园那么潇洒，想进就进，而是对自我体力、意志、思维以及人生的另一种考验。


　　但布列松的“Decisive Moment”则适用于摄影，不管拍什么，那最美妙的瞬间没有捕捉到，就是失败。


　　二、郎静山

　　朗静山先生是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都知道的知名摄影人士，高龄逾百，于1995年4月中旬过世。顿时，海内外摄影界人士皆感悲哀，纷纷著文作诗，悼念郎老。各种报道和文章大多用“发明集锦摄影”的“一代摄影宗师”、“朗静山大师”、“中国摄影记者第一人”等等至高尊衔来赞扬郎老。

　　在这一片赞扬和悲哀声中，冒出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人民摄影》在1995年发表的台湾萧嘉庆于1995年5月4日在台北写就的文章：朗静山是“一代摄影大师”？


　　萧嘉庆列举了朗静山不是“一代摄影大师”的几条理由：


　　1、“集锦摄影”不是朗静山首创，早在1856年就有英国人搞这玩意了。如果界定为“中国集锦摄影”，则非朗静山莫属；


　　2、50年代一直到解严前后，台湾的摄影运动没有成就，与朗静山有关；


　　3、朗静山曾担任早期《上海时报》的摄影记者而被尊称为“中国第一个摄影记者”，但在1939年就放弃了记者生涯，因此这一头衔早已不具任何意义；


　　4、朗静山在长达70年的过程里，从不改变创作形式，也不曾变换组成内容，“承袭一套僵硬不变之规范形式，尽做模仿之事“，始终非常顽固地处于一种高度封闭、无视于现实（或真实）、不事思辨地创作心态之中。

　　关于这几条理由，除第一条或者可以肯定外，其他的我们就没有能力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来作出判断。我只是觉得，这萧先生说这话的时机不合适，他应该在郎老仙逝之前说这话，不要在盖棺后再做定论。也许事实是：在此之前，或者他不敢说？或者敢说也没地方给他发表？这实情我们就不知晓了。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他的文章是在郎老过世后我才看到。由此我对《人民摄影》的编辑表示敬意：至少他们敢登这样的文章！ 
　不管事实如何，萧先生文章的最后一段文字倒是有些意义：

　　{。。。。。。只是，在一个文化生机犹待呵护的岛屿，有人“言必称大师”，更有人仍在为“中国摄学”歌功颂德，这一些，如果不是既得利益者的行为，就是认识不清、信心脆弱，最终化为自我膨胀、相互吹捧的毛病。咱们可以见怪不怪，只是不晓得这种现象能否早日过渡----早一天随“一代大师”而

去。}

　　三、方大曾

　　1995年6月21日的《人民摄影》以超过三个整版的位置介绍了“一个沉寂了60年的摄影家”――方大曾，上面刊登了该报记者、方大曾妹妹方澄敏等文章，并刊登了方大曾（又名德曾）在1936~1937年的一些作品。


　　该报是这样介绍的：方大曾于1912年生于北平，1930年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读书。上学期间，方大曾就十分喜欢摄影，业余时间经常一个背包，一把雨伞加一台相机，就出去拍照。1931年“九。一八”以后，方大曾拿起相机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时，他到前线采访，活动于长城内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作为“中外新闻学社”摄影记者及《大公报》战地通讯员到前方采访，用笔和相机为武器，向社会传递着抗战的信息，各地的报纸上，经常能够看到他发回来的战地报道。而后，他便神秘地失踪了，一直到今天。那年他是25岁。

　　从1947年开始至今，住在北京东城协和胡同10号的银行系统退休职工方澄敏女士仍完整的保留着上千张底片。 
　　从报纸那粗糙的纸张上和数量不多的插图也能看得出，这些用“禄莱福莱克斯”拍摄的照片“结像清晰、焦点实、颗粒细腻、构图讲究”，所表现的内容是如此地丰富，以至于现代的“摄影家”们“望方兴叹”！

　　方大曾仅比布列松晚到这世界4年，现在国内的许多摄影人都在对布列松（Bresson，1908~1975）、兰格（Lange，1895~1965）、杜瓦诺(Doisneau，1912~1994)、比斯霍夫（Bischof，1916~1954）、卡帕（Capa，1913~？）等与他同时代的纪实摄影大师著名摄影记者津津乐道时，谁又知道在那神秘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还有个名叫“方大曾”的人呢？ 于是《人民摄影》同时还刊登了另一篇题为：方大曾，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原载于《焦点》杂志第三期）的文章。

　　{当我们追索中国在世界摄影史上的痕迹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串外国人的名字：布勒松、何奈·布里、尤金·史密斯、马克·里布。。。。。。

　　几十年来，细心的中国读者在不停地问：在五十年前、在六十年前，当布勒松们在中国纵横驰骋的时候，中国的摄影家在干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读者：在那个时代，我们有方大曾，他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却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我们不能忘记他。

　　发现方大曾是在一本叫《摄影家》的台湾杂志上。


　　而该刊总编阮义忠先生是这样描述了他发现方大曾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件事。先说说那件事。

　　“一想到那天，那种恐怖就鲜明地回来。在香港启德机场跑道上，飞机轮子已快触地了，可就在那时刻，飞机被巨大的台风掀了上来，一次次降落，一次次被掀起来，大家都知道此刻命已经交了出去……当飞机终于安全返降在广州机场时，我便问一直紧紧抓住我的太太，在你快完蛋的那一刻你想什么，太太说她想才几岁的儿子怎么办。而我老实地说我想的是，左胸口袋里的五十张底片，我对不起作者小方，他这一生已经够倒霉，失踪了五十年，这下子，岂不如同他又死了一次！” 
　　阮先生是四年前从一位大陆摄影家那里知道大曾的。而那位摄影家又找到了大曾的胞妹----方澄敏女士，从而发现大曾让他吃惊的作品的。

　　方大曾的作品令我们吃惊，在中国摄影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摄影家能象这样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时间为我们留下表现方法如此现代、水平如此整齐、数量如此之多的高水准的图片。

　　摄影艺术被西方人发明之后随即传人了中国。在漫长的150年间，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以前，我们的摄影与西方有着极大的差距，当不少中国摄影家沉醉于用照相机作画的时候，西方入早已把照相机作为记录社会生活的工具，开始了照片报道传真的现代历程。过去的150多年里，我们曾经深深地为中国没有西方人那种奢侈挥霍的文化活力而遗憾，今天，当方大曾的这批照片被公诸于世的时候，这种遗憾多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方大曾是一位天才的摄影家，如果不是他这么早就失踪于抗日战争的战场，中国摄影史应当有他整整一章，即使是就他留下的这些作品的整体水平和作品所体现的发展趋势而言，方大曾也可以毫不逊色地与当年的世界摄影大师布勒松、何奈·布里、尤金·史密斯齐名。

　　但我们今天是怎样也无法弄清一个50多年前的东方人何以能够如此锐敏地把握了影像的特质，充分地运用照相机记录了他所面对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方大曾又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谜。

　　发现方大曾，也发现了一个近代中国文化之谜。他的作品公诸于世的时候，这种遗憾多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这个谜，是不是就像文章中所述的那么朴朔迷离？我心中顿生疑窦：几十年来为什么没有人提到过他？难道方大曾的摄影朋友以及原来报社的编辑都是和他一样短命？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些朋友又何以能够守口如瓶几十年？远在台湾的阮先生手中的50张底片从何来？是那位大陆摄影家给的？而那位摄影家又是如何得到这些底片？是方澄敏老人给的？为什么方澄敏老人在甄口不言保留了这些底片将近50年后还要将它们公布于众？光这一件事情就有这许多的疑问，难以让人的心能平和安详。

　　啊！上天待我不薄！一天我遇到了一位腕级人物，使得至少我认为我已经知道了它的部分谜底！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方大曾的底片就到了新成立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有一箱那么多（多大的箱子就不知道了），中央某位领导曾指示要好好地整理这些底片。但诺大的中国摄影家协会里就没有人来干这事情！然而多年来有许多人看过了这些底片，随着时间的流逝，部分底片就象文物一样，慢慢地散落到了香港、台湾等地。


　　因此我推测：那位阮先生的底片很可能就是这样得来的；方澄敏女士所保存的上千张底片只是方大曾的一部分。

　　由此我再推测：方大曾的朋友并不都像他那样短命而且还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而且很可能还在从事摄影和编辑工作。

　　如果那位腕级人物所讲的属实，就产生了另一个疑问：难道诺大的中国摄影家协会里就没有人能看出方大曾拍的片子不错吗？还要在过了几十年后由大陆外的人来出口转内销似的介绍和推出？

　　当时我满怀期望等待着下文。我本以为：《人民摄影》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介绍方大曾，接着就会有大量的讨论和评论文章接踵而至。但，接下来的是沉默、死寂般的沉默、令人不寒而栗的沉默、让人看不到任何轮回一去不复返的沉默！

　　我当时感到疑惑、感到痛心、感到不知所措。当我知道了前面的说法后，我那双喝酒过多的醉眼里仿佛看到了四个粉红色的大字，再用力地睁开眼仔细看，不！那是四个腥红的令人战栗的大字：文人相轻！（如果摄影人也算文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