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印风走红的内因和外因

　　写意印风在当代的繁荣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是受到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大文化环境的共同影响形成的一种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发展模式。


　　我们知道，篆刻这一艺术形式是诸多文人艺术中最迟发展起来的，受它自身的用途、体例、制做方式、材料特性等"先天因素"影响，元代以前的印章，包括秦汉印的辉煌成果都是工匠们创造的，直到赵孟兆页时代，文人们虽开始关注于此，但仍需假手工匠，是后来花乳石的被发现，使文人们亲炙此艺成为可能，也促使这一艺术形式由民间艺术升华为与书画并肩的文人艺术。然而，篆刻艺术蹒跚学步的时候，书画艺术已是高度发达和繁荣了，写意画风和尚意书风的形成，标志着文人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但此时的篆刻却稚嫩得多，虽然从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了书画艺术的"关照"与"提携"，但它自身的发展过程却不会因此而被省略。所以直到清中期以后，经过历代印人的不懈追求，篆刻才真正具备了文人艺术的本质意义，由简单地模仿秦汉旧制向表现文人情愫的方向发展。但直到赵之谦、黄牧甫的时代，这一艺术形式仍未超越"求善"的阶段，印人们的终极追求仍是技法的完善。是吴昌硕和齐白石两位天才篆刻家的出现，才使篆刻艺术进入尚意"求美"的探索，并出现了民族艺术向"现代"转化的契机。而这一发展势头被以后许多年的政治干预和文化专制扼杀了，以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黄不接"。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人们必须面对的就是如何让这门艺术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迅速地向其高境界递进，即由"求善"向"求美"的递进。反叛传统，尤其是离当时代最近的明清文人印传统便成了一代人谋求发展的"手段"。向传统的更深处--上古探掘可资借鉴取法的素材，向传统的发祥地--民间汲取创新的源泉，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也成为此时最容易见到收益和成果的"捷径"，成就了许多"弄潮儿"。而最具表征意义的是印人们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写意效果。这是内因。



　　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新的艺术生态环境，成为大写意印风在当代走红的外部条件，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大异古人（尤其是明清文人）的艺术风格形成的培养基。因为处于"改革"激流中的人们，渴望着对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跨越式发展。与"求新""求变"的时代精神同步。也正是在这样的渴望中，西方各种现代艺术思潮纷纷涌入国门，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各种思想运动几乎都如走马灯式地在国内的艺术界遛了一圈，相继出现了"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等。尽管这一时期对域外文艺思潮、思想流派的借鉴和利用还处在刻意模仿、重复实验的初级阶段，但确实令久处藩篱之内的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呼吸外界空气、开阔文化视野的机会。这一切，都剧烈地激荡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空间，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取向，于是人们自觉地扛起了改革的大旗。而就艺术的变革来说，"形式"上的出新是最具现实意义的，所以，走出前人的窠臼、寻找新的创作资源、开拓新的创作空间便蔚成风气，这正与"解构"、"重建"、"个性解放"合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这成为写意印风流行的外因。



　　"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便是一种新的审美理想的实现：篆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的显性标志就是写意印风的走红。



　　当代的写意印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人经典意蕴和人文精神的退隐，取而代之的是民间艺术、远古艺术形式中符合当代人审美需要的一些信息的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