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作伪的手段

以残书充全书

既然传世的刻本有弄虚作假的现象，为了解决矛盾，分清是非，去伪存真，就必须进行鉴定。而要进行鉴定，就必须既要知真，又要知假；如不能知假，也就难以断真。所以，我们对古书做假的各种情况，也应有所了解。古书做假的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归根结蒂不外乎是下列这些：
（一）以残书充全书
以残书充全书是书贾造伪的常用手段，也是古书版本辨伪的常见现象，稍有疏忽，极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收藏的伪书中，以这种方法为最多。如明王世贞著的《＃州史料》，原为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无锡市图书馆所藏的这部书，系明万历刻本，仅存后集七十卷。书贾动手把作者名挖改为“梁溪高攀龙著”，同时挖去书口原有题名，消灭痕迹。并伪加后序一道，使人看后感到既不是明弘治时徐弦编的《皇明臣琬攻录》，也一下想不到它实系《弇州史料》的残书，似乎真是东林党人高攀龙的大作，因而也就很容易以为这是传世至罕的一部难得之书。无锡市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明李东阳、刘机等撰的《历代通鉴纂要》，存二十八卷，明正德二年内府刻本。书贾首先挖改卷次，造成二十八卷即为全书的假象。然后又在开卷书名下加印“无锡秦夔著”的墨色木记，似乎这是一部与李东阳、刘机等撰的九十二卷的《历代通鉴纂要》根本不相干的书，以惑人眼目。另外还有一部《人物概要》，全书十五卷，明陈禹谟集，明刻本。无锡市图书馆所藏仅残存此书的十二卷。为了以残充全，书商首先挖改著者，把陈禹谟著改为“无锡秦禾原著”，再挖改目录，造成十二卷即为全书的假象。其他如明曹昭撰的《格古要论》，本为十三卷，因残剩九卷，书贾首先把书名挖改为《凤山幽事录》，改作者为“锡山秦金”，同时还伪钤名家藏章，挖去卷末卷次，并用剪刀伪造虫蛀痕迹。真是挖空心思，多方造伪。残本元九路儒学十史本《晋书》，竟被巧妙地将《晋书》的“书”挖去，补印“载记”二字，成为《晋载记》的书名，还伪刻汲古阁藏书印鉴以钤其上，于是一部完整的元刻本又经过名家收藏的《晋载记》就这样问世了。李贽的《藏书》本为六十八卷，残存九至三十一卷，书贾伪造为《经世大臣名臣传》，也以残充全。以上例子说明，以残书充全书是书贾常用的作伪手段，要特别注意。
书商为什么要以残充全呢？因为残书不值钱，为了多卖钱，只得以残充全。图书馆搞古籍采购的人员，每当采购一种古籍时，应仔细慎重地进行清点，辨明是残书还是足本，不应草率从事。如何查点呢？只好看一看书的总目录。一书的目录在序文里、在版心上有时能查出来，有时也查不出来。若版心未刻，又无序目，就要检查其他书目的著录。明确了种数和卷数后，再去查点，心中就有了数。过去学古书行业的，在学徒期间就强记书目，背诵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实际上就是学习古书的目录学。既然古书行业的工作人员都如此用功，图书馆搞古籍的人员更要加倍努力。因为图书馆是一学术机关，学术水平应当比搞古书行业的略胜一筹。


以丛书零种充单刻书

以丛书零种充单刻书，或以丛书零种数种凑合起来，伪加序目，另立书名，冒充别一丛书，这两种现象在古书版本鉴别中也是容易见到的。前者如明陆深撰、明嘉靖二十四年陆楫刻的《俨山外集》二十三种四十卷，无锡市图书馆藏十一至十七卷，书贾为了造伪，把卷十一至十七的零种另捏了一个假书名，叫《伊山笔记》。《经籍会通》本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之一种，万历刻本，书贾竟把卷端和书口所题《少室山房笔丛》的总名挖去，而以《经籍会通》之名独立出现。元俞瑛撰的《俞氏易说》十三卷，本是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中的一种。原书版心下有“通志堂”三字，书贾把这堂名挖去，同时还剜去“康熙丙辰二月纳兰成德容若序”的字款。《东莱先生唐书详节》，是宋吕祖谦编的《十七史洋节》丛书中的一种，明正德十五年刘弘毅慎独斋刻本。书贾剜去卷一题下“建阳慎独斋新刊”和其他各卷卷端所题刊刻者姓氏斋名，还割去卷六十末尾的刻书牌记，在卷端题上钤“元本”一圆印，剜去斋名之处，补上从原书剪下的白皮纸，并满钤名家藏书印。由于割补处用原书纸，再加盖上那些印章，剜补的地方就不容易被察觉。
后者如《稗海》七十一种，四百四十六卷，明商浚编，明万历中会稽商氏半野堂刻本。无锡市图书馆藏有这部丛书的《独异志》、《述异志》、《小名录》、《东观奏记》等十种四十一卷。书贾把这十种书汇集在一起，伪编目录，题一假书名为《稽古汇编》。编者也由明商浚改为“明锡山吴学纂辑”。并在前面加了一道伪序：“侍御吴公巡按河南诸郡，观风之暇，校刻《稽古汇编》，檄布学宫。”以惑人眼目。还有一部《说郛》，存一百卷，书贾用了同样的手段，把原丛书的目录顺序打乱，另编目录，书名改作《续百川学海》，著者为“无锡姚咨潜坤辑”。这样就将一部丛书的多种零种，假冒为一部完整的丛书了。
书商何以要这样做呢？因丛书本与单刻本、一部完整的丛书与丛书零本两者间的价值不同，同是某人著作，收入丛书或未收入丛书的内容亦容有差异，一般说来，收入丛书的价值低，单刻本价值高。书贾为了达到其射利的目的，所以就用丛书零种充单刻本，或假冒丛书几种零本为一种完整的丛书。大体上，单刻本序跋较多，而且序跋的内容着重于突出作者的生平。尽管许多是出于应酬，敷衍成文，空洞无物，但序跋都书明年代。丛书序则较少，一般都是前面有一组总序，叙述编书的宗旨、体例、刻书的经过。每一种书的前面只有原序，又多选较简洁地介绍这种书的学术源流或传世以来的评价，很少有吹捧的篇幅。序后一般无年代，即使有，也只是序言写成的年代。另外，明代有些刻书家，所刻的多是丛书，如毛氏汲古阁、新安程荣、邓藩、朱载堉等等，所刻的单行本几乎没有。如遇前后无序跋，或只有个远年的单序，最好核对一下《中国丛书综录》比较稳妥。


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邵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剜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了。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者的不见各家著录的书便认为奇货可居，谨防受骗上当。


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和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吴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可以身价大增，书贾从中获利。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贾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碑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丛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碑记，略加伪饰即成。如宋罗泌撰的《路史》四十七卷，清嘉庆十三年酉山堂根据明万历乔可传刻本翻刻。原书封面有“重校来本镌，酉山堂藏板”的刻书牌记和“嘉庆十三年春月镌”的刻书年款，书贾割去这块牌记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每卷卷首以及每页书口所题“路史”的路字的“足”旁，加印王旁，伪题“明梁溪浦谨纂”。因为剜改的痕迹很隐蔽，不易被人看破，有的藏书家也就误认为是明万历年间刻印的无锡浦瑾撰的《珞史》而收藏下来。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增删刻书年款

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唐孙樵撰的《孙可之文集》一卷，明正德十二年王鳌、王谔刻本。原是清代天禄琳琅藏书，书前扉页和开卷处均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徽耄念之宝”、“天禄经鉴”、“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记。由于书贾在目录后空白行处用活字加印了“大宋天圣元年戊辰秘阁校理仲淹家塾”二行，于是天禄琳琅的一般文臣便随着乾隆皇帝一起受了骗，把它视为货真价实的宋刻本，并不惜把“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的御印也钤盖了上去。北京图书馆还藏有一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原是潘氏宝礼堂藏书。潘氏宝礼堂善本书目将此书定为宋版。潘氏有钱，但并非学者，鉴定有误可以谅解。问题是宝礼堂的藏书多是经过著名的版本学家张元济先生鉴别过的，仍出此错，其中必有原因。这部书如单从版刻风格、字体风貌、印纸墨色等着眼，确实很难辨认其真实面目，因此错了几十年。若干年以前，山东发掘明初鲁藩王朱檀墓，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的几部书当中有一部就是此书。这部书由于墓里潮湿，很多书页发霉，书页之间相互粘连揭不开，曾送去北京修复鉴定，与北京馆藏的所谓宋版此书勘对，发现两者在行款字数、字体风韵、刀法技巧以及黑钉断版等方面完全一样，证明两者完全是同一个版本。但朱檀墓出土的那一部，在第三十二卷末页的下半页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刻书年款一行，证明此书确系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福建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由此再反过来审视北京图书馆原藏，则发现第三十二卷末页下半页那行刻书年款被书贾割裂后用相近的印纸补过。这一挖补，把本为元刻本的书提升为宋刻本，以此来抬高版本的身份，提高书的价格，从中牟取大的利润。


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控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明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挖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一是将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割去后，杜撰墨书“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窜改：“集而成编，总之二百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又如《古今考》三十八卷，宋魏了翁纂，元方回续，明崇祯九年谢三宾刻本。每卷卷瑞书名下题：鹤山魏了翁华文增，紫阳方回万里续，四明谢三宾象三定。分三行并列。书贾在“紫阳方回万里续”一行上面空白处，加印“梁溪蒋重珍良贵撰”木记，这样一来，蒋重珍则成了《古今考》的原著作者了。蒋重珍是一不著名人物，加上去怎么会给这部书带来光彩呢？书贾在营利上不是蠢货，很善于捉摸藏书家的爱好和藏书特点。因为无锡的大部分藏书家很重视乡贤著作的收集，书贾便投其所好，加印了“梁溪蒋重珍良贵撰”的木记（梁溪是无锡的古称）。还对谢三宾刻书序文作了剜改，抽去序文首页的前半页，然后配上仿照原序文的字体伪书：“《古今考》一书，南京蒋良贵先生所撰，元人紫阳方氏续成之”。明崇祯六年赵均刻本《玉台新咏》十卷，白棉纸、罗纹纸、竹纸印本均有。书后有赵均刻书践。但因此书翻刻极佳，颇有宋刻神韵，因此书贾撤去了书后赵均题跋，以充宋刻。此外《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所录宋版书有不少都是明仿宋本。之所以认明翻本为宋刻，除了前述人情世故的原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撤换了原刻序跋或是剜改了序践中紧要之处，使人一下子辨识不清。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书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当多方考证后，再作决断。


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
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徽黄厚实竹纸，或用刀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利，以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鼓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高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明清时的影宋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有一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注，原是明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德影宋刻本。书贾剜去顾从德刻书年款，将纸薰染成陈旧颜色。目录、卷首均钤满“宋刊奇书”，“徐氏传是楼藏书”等印，前面扉页上伪题乾隆二十九年无锡著名藏书家秦蕙田跋语：“此真宋刻佳本，人世存者少矣，吾家世有旧刻，久多散佚，此书得之玉峰徐氏吉光，为味经窝藏书珍本之一，子子孙孙其善守之。”不过仔细研究，就能看出纸的色调很僵板，有些极不匀称的水渍，花一团、白一团的，一看就是后人薰染而成。无锡市图书馆收藏一部《尚书》，本是清光绪二年江南书局刻本，但纸经薰染，颜色陈旧。加之伪钤“宋刻奇书”、“蒋廷锡印”等印记，初看古雅得很。但一看书内文字，就可发现“宁”字缺笔避讳。“宁”是清宣宗旻宁的御名，所避显然是道光皇帝的名讳。此条一定，冒充宋本的骗局便不攻自破。北京首都图书馆收藏一种《文选》残册，纸色暗黄，古色古香得可爱，初看其像来刻，但仔细一看，则发现是书贾利用嘉靖时的仿宋印本染纸伪造的。说明染纸以充古刻、旧刻也是书贾常用的作伪手段之一。


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另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至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嘉靖四至六年王延「吉吉左右结构」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靖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台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刊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香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了“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吉吉左右结构」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这三种书的版式行款各不相同。前两种书同为《唐诗品汇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都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者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序，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内容。同一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
《唐诗正声》，明高「木秉左右结构」辑，明种德堂刻本。全书二十二卷，无锡市图书馆收藏一部残本，存卷一至五、八至十七，计十五卷。书贾为了将残书冒充足本，首先割吉卷十六至二十二的目录，从原书目录末尾剪下“唐诗正声目录终”接补在目录卷十五“五言排律三”后面。接口接在栏线处，接痕不易察觉，造成假象，似乎全书目录到此终了，全书即为十五卷，诗选至五言排律。但书贾却没有注意到原书凡例说得很清楚：“诗体之次第，为卷先五言古诗，次七言古诗，次五言律，次排律，次七言律，次五、七言绝句。”说明五言排律后，还有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书贾为伪作全书，将卷十六、十七的卷端和书口剜去“十”字，同时将小题“七言律诗”一、二，分别剜改为“五言古诗一”，和“七言古诗二”。这样剜改后并没有使书和目录相符，原书目录卷六是“五言古诗六”，如果谁把卷十六的七言律诗当五言古诗来吟，一定是诘屈聱牙，无法理解。还有一部明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全书十卷，明刻本，残存二卷。书贾先剜去原书序中有关记载卷数的文字，再将卷二剜改为卷上，卷一就势改为卷下，书口也进行了同样的剜改。为何把卷二改成卷上？这是为了图改起来方便，卷二只要改动上面的一笔，卷一无须乎剜改，只在“一”下添两笔就行了。这样一剜改，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残本，就变成了上下二卷本了。由于剜改的部分很少，再加上在卷端剜改处钤了“文渊阁宝”的方印，很容易造成错觉，以为全书无疑。
书贾除剜改目录、窜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的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存五百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尤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一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百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伪作名人批校题跋

古书流传，无讹抄本还是刻本，总不免有讹误之处，若经过名手校雠，纠正讹误，就使得古书正确可靠。因此，有名家手校过的书，素为藏书家所珍视。而书贾临摹名人手笔，伪造名人批校题跋，也并不少见。无锡图书馆的《管子》二十四卷，唐房百龄注，清刻本，书的天头有朱墨二色批文，不知出自谁的手笔。大概批者没有名望，书贾割去卷二十四末尾批者的题款，改题“同治九年孟秋七月无锡薛福成校读一过”。将这题款与眉批比较，很明显薛福成的题款系后人所加，因为那些眉批实际上是对《管子》的评论，并没有校过一字。还有一部《荀子》二十卷，明嘉靖十二年吴郡顾氏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之一种，有佚名氏用朱墨二色过录清惠栋的题跋和校字。惠栋是清代校雠名家，书贾为了提高这部书的价值，就利用这些过录的惠栋校践，假冒惠栋手笔，在扉页上题“二惠先生校正《苟子》二十卷，惠学士士奇朱笔，惠征君栋墨笔”，卷二末题“乙酉年取摹印宋刻本校毕，差落三十七字”，反面又题“乾隆癸酉十万，又取何氏校景宋本校此二卷，松崖”，在题款下钤了“惠栋之印”一明文方印，而在卷二十末尾惠栋题款下则用墨笔描了一方“惠栋”的印章。另外还在书的原文中进行毫无变动的涂改，如在卷一“青取之于蓝”处，将“取”用墨笔圈去，边加了一个“取”字。其他几处涂改亦然，可谓欲盖弥彰。所谓惠士奇朱笔，惠栋墨笔，实际上朱墨两色批校均为一人手笔。书贾加上惠土奇批校，是为了更吸引无锡的藏书家，因为惠士奇是清代无锡的地方名贤。


抄本充稿本

稿本的价值当然比抄本的价值要大得多，所以利用抄本涂涂改改以充稿本，也是书贾作伪的手法之一。如《乾隆吴江县志》五十八卷，清陈纕修、沈彤撰，清抄本，无锡图书馆存十七卷。书贾为了冒充稿本，先将书名剜去，伪题《三吴采风志》，著者为“勾吴赵函纂”。同时伪造稿本假象，在文中进行圈改，好像是著者撰写时修改的文字。但细看圈改之处，发现那些涂改的文字与内容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将原书文字的意思颠过来倒过去，书的内容并没有任何增删。如大清改成我朝或国朝，也没有把全书改完，原抄的“大清”字样还留存不少。《东华录》三十卷，清蒋良骐撰，清抄本。书贾割去这部书卷的前半页，加上伪抄的半页，题书名为《莫清肇基录》，著者为“无锡王会汾荪服父”。在正文前还伪加王会汾自序，记叙所谓《皇清肇基录》的撰述过程，以充稿本。
书贾造伪也不是完全无根据的，在伪造奇辟之书时，也是依据著者的生平、书中的内容，便宜行事。如《虞阳说苑》为民国丁祖荫所编，民国抄本，存二十一种。书贾将这二十一种重新编写目录，伪题《海甸野史》，锡山顾祖禹纂著。顾是明末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明代灭亡后，他深怀悲痛，隐居著作，住在无锡与常熟两县之交的苑溪。因《虞阳说苑》是记述常熟掌故以及有关明季史乘，书贾就利用这一点造伪，在抄本中窜改，以冒充顾祖禹的稿本。还有《徐霞客游记》十二卷，明代徐弘祖撰，清抄本。书贾将书名改为《游名山记》，题“锡山安希范”撰，同时铃“稿本”一长方印。安希范系无锡人，明万历进土。《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九记载，安希范著有《名山记游》等书，可见书贾是依据县志的记载作伪的。为使藏书家更加深信，还在前面加了一篇序，记叙安希范撰《游名山记》的经过。由于这序是旧纸新抄，而原抄本有蛀痕，为了达到这序和原抄本为同一时间抄写的效果，书贾用剪刀在新抄的序上仿照原抄本伪造虫蛀的痕迹。不过蛀痕造得太拙劣了，到处是直角，因而露出了破绽。因为蛀虫是没有那样的本领的。


以装帧造伪

在古书中以装帧造伪虽属少见，但也绝不是没有。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来程颐传注的《周易上经》四卷，本是清光绪十年黎庶昌刻《古逸丛书》的零种，书贾用棉连纸染色，改装成所谓黄荛圃式的蝴蝶装。书口伪造伤残，从后托裱。第四卷末页亦假造残缺，再用刀伪造虫蛀孔痕。这样一来竟把鼎鼎大名的版本学家张元济蒙混过去了。张氏居然定其为元至元积德堂刻本，并在卷端钤盖“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眼”印记，以示珍藏。


伪造伪钤名家藏书印鉴

印章是各种文件上的证明物，不论机关或私人的各种文件或证明书等，都要加盖印章，以为凭信，防止别人冒名顶替。把玺印铃盖在书籍上，作为收藏、校读、鉴赏等等的印记，这一作法起于何时，已不可确知。唐王建《宫词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王建是大历十年进土，根据《唐诗纪事》中有关记载，和《新唐书》中王守澄传来推测，其《宫词》最晚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可见在公元9世纪初，书籍就开始用印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有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这些藏书家，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们学有专长，精于鉴别。因此，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很受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都把一书的藏书印章详细地进行著录，其原因是它和版式、行格、字体、纸张、墨色、讳字、刻工、序跋、牌记等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不同的是，版式、行格、字体等条件，是先天的，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即凭借它可以考查一本书的流传源流。这一点，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倘若钤上几方朱白得直的藏书印，朱墨灿然，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使它同时成为艺术珍品。书贾射利，伪造版本，也往往要钤盖名家藏书印鉴或伪造名家藏书印鉴的道理即在于此。上面提到的一些书中，几乎每个例证都有伪印作为配合。这说明名家藏书印也可能伪造，应特别注意，不可盲从。更不能轻意以此作为鉴定版本的根据。
上面所述古书作伪的十三种类型，仅仅是某些旧书肆作伪的一般手段，而且在作伪时并不是孤立地使用某一种手段，往往是几种手法同时用到，但古书作伪无论怎样变化多端，手段怎样高超，总不免留下蛛丝马迹。只要我们仔细研究考察，大多数伪作还是不难识破的。如剜改的书只要朝着光亮处一照，伪饰之迹就显然毕露。因此在鉴定时，不要急于查找参考工具书，而应对原书先进行审慎研究，考察其来源、出处和保存、流传的过程。尤其遇到那些奇怪罕见的书，更需特别注意，广征博采，进行多方考证后再作结论，切忌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同时还要知道，对于明中叶的仿宋本、翻来本和两代交替时期的一些刻本，书贾尤其容易作伪，常把版刻年代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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