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的表现形式：满汉融合的剪纸

在清朝初年，朝廷出于对东北这块宝地的“厚爱”，特设置柳条边墙为界限，禁止垦种，致使东北地区大部分停留在洪荒时代，可谓“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到乾隆年问，人口过剩的河北、山东一带连年遭灾，饥民哀号，饿殍遍野，朝廷不得不实行开禁，使中原地区大批灾民相继涌入关东。那次大移民在东北历史上影响巨大，波及万里，历时二百多年，其范围遍布东北各地，人口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土著居民。

关东在历史上并不是一块文化荒漠。几百年来，世界各国学者陆续在我国北方发现了一些北方原著居民留下的原始壁画，其中还有面具的图案，比如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一些民族的萨满面具实物，就是在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发现的，这里理论上证明北方应该像南方的傩戏一样存在着悠久的面具文化史，从中也可以证明北方同南方在早期存在过相同的文化发展历程，只不过北方文化由于后期的长期封闭才逐渐导致了落后而已。

大批移民犹如洪水裹挟着泥沙，将中原地区的民风习俗不可阻挡地夹带而来。具有深厚传统积淀的中原剪纸，冲击着影响着东北土著民族的民间剪纸。从东北各地采集到的大量民间剪纸中，这种移民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比如在辽东和辽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剪纸中，明显带有“山东味儿”；而在辽西那里的剪纸，显然又具备了燕赵风格。这些作品的作者本身就是山东或河北等地的移民及其后裔。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最直接的。

随着中原移民源源不断地涌人东北，中原传统剪纸与东北土著剪纸经过磨合，便在东北大地扎下根来并迅速得以传播。由于土著居民在婚嫁、丧葬、岁时、信仰、礼仪等方面接受了移民风俗习惯的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民问剪纸艺人对题材的选择。

从东北各地挖掘和收集到的大量民间剪纸中，有很多直接采用中原剪纸的一些世俗化题材和表象符号的作品，如：

用“蝙蝠、鹿、桃”代“福、禄、寿”；

用“莲花、笙、娃娃”代“连生贵子”；

用“石榴、佛手、桃”代“多子、多福、多寿”；

用“牡丹、绶带鸟”代“富贵长寿”；

用“猴骑狈”代“辈辈封侯”等等，不胜枚举。

在辽西辽东及黑龙江等地，我们都收集到了以“九个石榴一只手”为题的兜肚剪纸底样，这种风俗据考证，是缘自山东、河北的，是那里的移民将此带到东北，并传至满族和蒙古族聚居区。在我们考证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东西都附带大同小异的民谚，黑龙江为：

“九个石榴一只手，阎王领不去，小鬼牵不走。”

辽西流传的是：

“九个石榴一只手，守着爹妈不敢走。”

辽东则是：

“九个石榴一只手，扯着爹妈活到九十九。”

从这里不难看出民俗与民间艺术传播的广泛性和变异性，不仅在其程式化的形式上，也包括民俗中代代传承的诸多观念，如围绕着吉祥、富贵、旺盛、长寿、多子等方面所世代沿用的符号，像牡丹、石榴、荷花、寿桃、喜鹊、梅花、蝙蝠、蝴蝶、金鱼、鲤鱼、龙凤等动植物或花篮、聚宝盆、暗八仙、剪五毒，宝葫芦、福禄寿以及寄托理想和愿望的题材，还有“鹿鹤同春”、“鱼跃龙门”、“榴开百子”、“麒麟送子”、“刘海戏蟾”等等。这些形式及观念的传人和传播，对东北土著民族的民间剪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芸芸众生的老百姓，既看重“生”，更看重“死”，并且，他们认为“生”与“死”是可以轮回的。这在东北民间的剪纸中，也随处可见。比如题为“脚踩莲花上西天”的寿鞋底样，即是这种生死观的体现。除莲花外，纹样中还有登“西天”的梯子。在辽西有这样的丧葬歌：

一盏明灯一杆蜡，

送我奶奶西天下。

西天有个莲花池，

池里有个莲花柜，

莲花柜，

给我奶奶免免罪。

在关内呢?民谚却变成了这样的：“脚踩莲花盆，头顶南天门。”

众所周知，宗教认为死是生的开始，而象征女阴的莲花又是转生的必经之门。符合这种寓意的纹样自然容易在东北土著民族中传播和接受。

分析移民剪纸的影响，除了剪纸的表现内容之外，其应用范围、造型手法等诸方面，都对土著民族的剪纸作者给以深厚影响。山东、河北移民的剪纸注重工细、纤巧，显得精致、玲珑，内部多装饰传统的锯齿纹，还有月牙纹，大有富丽堂皇之感，这与东北土著民问剪纸那种大刀阔斧的表现手法相比，自然显出更多的程式化和规范化的倾向。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各民族文化在不断交流中碰撞吸收；另一方面，在直接与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相融相汇过程中，我们这片地域的剪纸艺术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前提下，也不断地向前发展着。

如果我们循着民问剪纸发展演变的踪迹寻找的话，将会发现，东北土著民族民俗生活中，孕育和形成剪纸表现形式的历史并不滞后于中原。东北特定的地产资源，提供了渔猎民族创作独特艺术形式和应用于民俗生活的物质基础。

来源：《满族民间工艺》